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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,阿明这样看待身上的这个标签:“从1948年起,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,我认为我不会改变。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,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。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,而不只是一种理论。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: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,更要改造世界。”

  阿明同时也是一位阿拉伯人,是阿拉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,他之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这样评论自己身上的阿拉伯属性:首先我们得理解所谓“阿拉伯民族”的复杂性。我们说“阿拉伯民族”是一个民族,是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——受教育人群说的语言是同一种。大众的语言,也即是方言,则彼此相似,但也有些差异。这和伊斯兰有一定关系,但只能说是有一点关系,因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,比如说波斯民族——伊朗人,又比如土耳其。

  萨米尔·阿明多次来中国交流访问。2015年10月,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召开,阿明在大会做主旨演讲。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,他再次出席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并作主旨发言。2015年,“亚际书院”在杭州联合亚、非、拉三大陆学者召开“万隆六十年”学术会议,重新讨论万隆历史遗产对当下世界体系的意义。阿明也提交了自己的发言,对万隆会议,阿明之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候评论道,“万隆会议不是从苏加诺、纳赛尔和尼赫鲁这些领袖们的头脑里凭空跳出来的。他们作为各国新兴的统治阶级,觉得大家要一起做一些事情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。这就形成了‘不结盟运动’。我曾经写过,不结盟运动那时候意味着不和现存的国际秩序‘结盟’。”

  观众:与您之前写作相比,《云中记》题材相对其他的书籍来说有特殊性,写这本书和其他书对比有什么不同?

  阿来:其实每一本书都不同,我并不是写过很多书的人,包括《云中记》在内,这是我的第四本长篇小说,《空山》是关于一个村镇历史,《格萨尔王》回到了古典神话。其实每一本书题材都有变化,而且更重要的不是题材,是题材变化以后写作方式,不同的故事会要求一个不同的讲述方式。

  为什么说作家需要创新,包括在形式上的创新,形式上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,只有用这样一种特殊讲法才能把故事中潜藏的,那些我们需要挖掘的因素彰显出来。

  观众:文学对民族的力量是什么样的?《尘埃落定》可能局限于一个在藏族的文化,今天的《云中记》是一个灾难,灾难是不分民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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